一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，表面看是企业充分自由竞争的结果，实则与国家创新战略和政策扶持须臾难分。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，既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，充分释放市场创新活力，又更好传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法宝
2014年，中国高铁走出去迈出重要步伐，外界普遍给予赞誉。但也有不同声音，比如有专家就认为：我国高铁出口是国家扶持的产物，不是真正的市场行为。此言一出，引发热烈讨论。虽然不同观点的交织碰撞本属正常，但由于该话题事涉我国创新发展战略，并与市场改革裹挟在一起，因此在受众中颇有市场，有必要对其正本清源，以期形成共识，更好推动我国改革创新事业发展。
我国高铁近年来的成绩有目共睹。虽然起步之初曾遭遇重大挫折，但如今无论是研发实力、技术标准、成本控制，还是运营里程、市场规模、产业链条，在世界范围内均居前列，成为一张闪亮的“中国名片”。一些人之所以仍持否定批评态度，根本原因是认为：中国高铁的成绩并非企业自身努力所得，而是在研发、生产、“走出去”过程中享受了诸多政府扶持；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扶持，高铁即便取得了成绩也是虚假的。那么，这种判断真的符合逻辑和事实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首先，从理论层面看，上述观点具有典型的古典自由主义倾向，强调个人、企业、市场在发展中自由放任，主张将政府排除在经济活动领域外。但源于300多年前的这种经济思想，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明显相悖。由于市场机制具有天然缺陷，国民财富增长和技术进步也远非静态理论想象中那么简单，政府必须辅以科学适当的宏观调控。因此，该理论早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修正。从实践看，一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，表面看是企业充分自由竞争的结果，实则与国家创新战略和政策扶持须臾难分。即便是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，对企业发展也会给予研发资金、规则标准、产业规划、利益保护、兼并重组等全方位支持。比如资金方面，发达国家对大企业科研支持不遗余力，在政府购买、税收等方面均有倾斜。可见，认为政府不应扶持企业的观点站不住脚。
其次，我国这些年创新驱动发展特别是重大项目创新的经验表明：政府制定实施顶层设计，围绕产业链布置创新链、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，聚焦国家战略目标，从而集中资源、形成合力，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的战略方法，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。这既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，加快追赶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步伐的重要手段，更是体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实践。我国高铁能够用较短时间实现从“追赶”到“引领”的重大跨越，正是由于相关部门统筹各类科技资源，打破部门、行业、院校、企业界限，调动产业链上的企业攻克难点，从而加速了关键技术开发能力的提升和产业链形成。这样的宝贵经验，不仅不应轻率地予以否定，还应在其他重大创新领域推广优化。
再次，我国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挑战。此轮科技革命的一大显著特点，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技术开发和产业化边界更加模糊，科技创新需要不断突破地域、组织、技术的界限，这就对国家创新体系竞争提出了更高要求。为应对这种竞争，欧美、日韩等发达国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、生物产业、新能源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研发方面，不断加大扶持力度，试图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。相比之下，我国虽然在相关领域也取得了不小突破，但整体上依然处于跟随位置。要想进一步缩短差距，抓住此轮科技革命提供的“同等起跑线效应”，就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。其中，政府对基础性、系统性、前沿性技术研发的组织推进，对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的搭建，将为企业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坚强的后盾支撑。
当然，高铁产业目前的成绩，并不表明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已完美无缺。我国科技创新投入的整体效率、产学研衔接转化率、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等都需要提升。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，既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，充分释放市场创新活力，又更好传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法宝。两者缺一不可，切莫偏废。
（本文章摘自12月30日《经济日报》）